蟋蟀之所以迷人，在于逢敌必斗，绝不苟且。记者郭尧摄

　　□本报记者 徐敏

　　立秋到，蟋蟀叫，白露三朝出“将军”。

　　在蟋蟀玩家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如今白露已过，收、养蟋蟀结束，如火如荼的斗蟋蟀活动正在进行中。一圈人围着一张圆桌，中间摆一个长方形盒子，随着里面两只蟋蟀激烈撕咬，围在外面的人发出唏嘘惊叹……这样的斗蟋蟀场面不只是在影视片里上演。这种从古代就开始盛行的娱乐活动，至今仍然在坊间流行，随着蟋蟀玩家的热炒，一些上等的蟋蟀售价动辄数千元，甚至上万元一只。

　　“就是那一只蟋蟀/在《豳风·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劳人听过/思妇听过。”诗人流沙河有这样一首深情吟咏蟋蟀的诗歌——《就是那一只蟋蟀》。

　　世间万物各有其性，有人爱鸟，也有人爱虫。爱蟋蟀的人，爱的就是蟋蟀的这份品性。蟋蟀之所以迷人，就在于逢敌必斗，绝不苟且，有死战之勇。千百年来，不管这片土地上发生着什么，斗蟋活动却代代相传，从未断绝。它已经融入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中。

　　每年从处暑后到立冬之前的这个时节，是一年一季的蟋蟀玩家们的节日。他们东奔西走到各地捕捉、收购好蟋蟀，经过悉心调养之后，把蟋蟀送上赛场，你争我斗，乐此不疲。行业内有人说，一旦玩上了蛐蛐，就是一辈子“戒不掉”，这条生性好斗的小虫身上，汇聚了众多玩家的痴迷和热情。

　　历史上济南人斗蟋战绩辉煌

　　9月11日，在济南南郊宾馆进行了一场如火如荼的蟋蟀争霸赛。这场比赛云集了十八只参赛队伍收集的上百只蟋蟀，斗性十足的蟋蟀你扑我咬，下口狠辣，冷门频出，最终七只蟋蟀问鼎冠军。这场比赛由济南市蟋蟀协会主办，汇聚众多玩家，在蟋蟀赛事中级别较高。

　　斗蟋蟀是汉民族由来已久的一项民间娱乐活动，起于唐朝，盛于宋朝，千百年来长盛不衰。在济南斗蟋蟀的历史中，最早有记载的是在清朝光绪年间。1904年济南开埠后，胶济铁路和津浦铁路的通车给济南人带来了外面的世界，也把济南的物资带到外地。这时，有人将山东的蟋蟀带到了北京，并且在斗场上屡屡获胜，自此，山东蟋蟀名气逐渐增大。

　　说到斗蟋蟀，赫赫声名的祥字号孟家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山东章丘旧军孟氏家族的后代之一孟养轩，1919年独资经营天津谦祥益绸布店，先后在估衣街设保记谦祥益绸布店，在滨江道设辰记谦祥益绸布店，其经营的谦祥益绸布店享名海内外。孟家富甲一方，家训不许赌博。据说孟养轩在天津经营店铺期间，曾经以一只虫、一场局、一千现大洋为筹码跟天津人赌了一局。天津人爱玩，也不乏极品蟋蟀，孟养轩仅此一赌，却输给了天津人，这场赌局在当时的天津城传得沸沸扬扬，几乎无人不知。不过也有人说孟家人向来不沾赌，孟养轩这一赌是“商业行为”，目的是为了扩大在天津的知名度。现在天津的玩家遇上济南人，还会津津乐道于这场有点莫名的赌局。

　　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济南出现了刘冠三、柏良等斗蟋名家，据说这个时期曾经有济南蟋蟀在南京重阳蟋蟀大赛夺冠的事件。自此以后，各地玩家开始打破地域的限制，南虫北虫开始交流，很多南方玩家开始来山东收虫。

　　“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哪有别的乐趣，几乎都曾经斗蛐蛐取乐。”济南市蟋蟀协会副会长，《蟋蟀古谱评注》作者白峰说，那时很多小孩捉蟋蟀，墙角，田间，捉来后几个铜板卖给大人，换一碗打卤面吃。斗蛐蛐的玩家也只是图个乐子，输赢就是一斤月饼。那时候，济南老城南门的馒头铺，大明湖的茶馆等地方，每到秋季都经常聚集众多玩家斗蟋蟀。建国以后，玩蟋蟀仍然是一项单纯的娱乐活动，流行“捉俘虏”，即输了的蟋蟀就要归赢家所有。每年济南也有蟋蟀大赛，分为东部队、西部队，一年能斗一百多对蟋蟀。

　　□本报记者 徐敏

　　凌晨5点，宁津蟋蟀集市上已经有人在交易。 本版照片均由记者郭尧 摄济南蟋蟀争霸赛吸引了众多蟋蟀爱好者

　　济南蟋蟀争霸赛比赛前，裁判对参赛的蟋蟀进行鉴定。每只蟋蟀上场前都要称量体重

　　抓蟋蟀那些事儿

　　抓蟋蟀是个苦力活儿。

　　年近七旬，玩了一辈子蛐蛐的赵秋风今年在肥城、长清等地抓了100多只品相不错的蟋蟀。赵秋风说，他从来没买过蟋蟀，玩的蟋蟀都是自己下地抓，虽然是个辛苦事儿，不过也充满了乐趣。过去家里有一份黄历，一进农历六月，就要勤翻上几遍，哪一天立秋，早就牢记在心。遇上四乡来人，殷切地打听今年雨水如何，麦收好不好。若是庄稼丰收，蛐蛐必然壮硕。

　　由于性子急，想象中的蛐蛐总比田野中的长得快。立秋前，赵秋风早就把去年的行头找出来，有小纱网、迷彩服、帆布袋子、水壶、雨鞋、蛐蛐罐儿。终于等到蛐蛐长成了，他便和几个虫友骑上摩托车，到长清等地的玉米地里抓蟋蟀。

　　“踩到田地里的坡道上，逮蛐蛐别提多费劲了。一只脚踏在坡下支撑身子，一只脚蹬在坡中腰，将草踩倒，屈膝六十度。弯着腰，右手拿着罩子等候，左手用扇子猛搧。早秋蛐蛐还没有窝，在草中藏身，用不着签子，但我四肢没有一处闲着。最难受是腰，弯着前进时还不甚感觉，要是直起来，每一节脊椎都酸痛，不由得要背过手去搥两下。”赵秋风回忆，捉蟋蟀时，全身都湿得透透的。运气好的时候，一晚上能捉十几只好虫子，运气不好可能一条能带回家的都没有。年轻时，这个季节他几乎天天晚上钻玉米地抓蟋蟀；现在年纪大了，隔一天或两天去一次。

　　好蟋蟀不易得。现在的玩家大多没有时间和体力去做抓蟋蟀的苦差事，转而直接去蟋蟀产地收购当地农民捕捉的蟋蟀，继而形成了一年热闹一季的蟋蟀市场。山东宁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了固定的蟋蟀市场，每年七八月份，很多农民纷纷加入到捉蟋蟀的行列。一到夜晚，田地里随处可见打着头灯，拿着小纱网抓蟋蟀的村民。据说，曾经有个玩家在宁津买走了一条蟋蟀，战无不胜，他便从卖蛐蛐人那里打听到这只蟋蟀出自哪方水土。次年，他出钱包下了这一小块土地，土地周边用纱网围起来，叮嘱农家不要用农药，以让蛐蛐自然生长。不过可惜的是，据说次年这块田地里捉到的蟋蟀并无多好战绩。

　　“收蟋蟀的乐趣哪有捉蟋蟀多呢！”赵秋风说，带着专业装备在漆黑的玉米地里东奔西走忙活上几个小时，心情反复经历抓而不得的失落，发现好蛐蛐的惊喜后，大汗淋漓中终于捕获了一条好虫。瞬间，整晚的劳苦一扫而光。

　　为了一条虫子买下一座宅子

　　老一代玩家中，至今还流传着刘冠三为了一条虫子买下一座宅子的故事。刘冠三是济南实业家，在济南、天津俱有财产，在民国时期的济南属于富有资产的蛐蛐玩家，与当时很多著名玩家缠斗多年，也是好友。每年到了收虫子的季节，长清、肥城一代的虫贩子挑了担子进城送虫，各有各的老主顾。刘冠三只是看头水货，挑剩下了才送到别家，或者奔集市。

　　据说有一年，刘冠三路过十亩园，听到路边一个院子里有蟋蟀的鸣叫声，声振屋瓦。凭借多年的玩虫经验，刘冠三料定这只虫子必定是“大将军”，一心想收归门下，于是上前敲门，可惜院子里无人应答。刘冠三又自恃身份，不好翻墙越脊私入民宅，只好悻悻离去。回到家中思来想去，竟对这只蟋蟀难以忘怀，于是托人找到房主，将这处宅子买下来，其实就是为了逮住这条蛐蛐。痴迷如斯，传为佳话。

　　1974年，济南玩虫界泰斗级人物柏良先生曾经在长清舍里庄地瓜地中获得了一只蟋蟀，命名“紫锦袍”。当年处暑当晚，柏良先生入夜后进入村里，远远便听到这只蟋蟀的鸣叫声，从声音就判断这是一只好虫。一只好虫可遇不可求，如果错过或许这一季都难寻。为了不惊扰此虫，寻着声音，柏良先生三小时仅仅前行了两百多米，在村子东北首的地瓜地中找到了虫穴。虫穴紧紧傍着瓜藤，柏良先生轻轻晃动着瓜藤，只见这只蟋蟀缓缓爬入他的纱罩中。果然不出所料，这只蟋蟀体大头圆，颜色如熟透的紫葡萄，俨然一副紫袍将军相，柏良先生如获至宝，把虫子置入瓷缸，带回居处悉心调养。

　　白露后七日，柏良先生第一次拿出这只蟋蟀进斗场。敌虫是一条熟口虫，入斗盆后，两冲一触牙，敌虫便惊跳着跳出盆子；再把它捉入盆中，两虫还未交手就又跳出盆满地鼠窜，柏良确定紫锦袍是虫中超品。据说，在当年的斗场上，紫锦袍东征西战，斗败了当年养家手中的数十只名品蟋蟀，每场都是两虫一触牙便见输赢。

　　宁津还流传着一个“驴换蟋蟀”的故事。据说上海有个做裁缝的潘姓生意人到宁津收蟋蟀，市场上蟋蟀成千上万，如何收到好蟋蟀？这个精明的生意人想了个办法，从当地买了一头驴，牵着驴在市场上喊“谁有好蛐蛐？我用一头驴换！”农民们看到小蛐蛐可以换驴，纷纷拿上自己视如家珍的好蛐蛐给这名商人看，狡诈的商人推诿“这蛐蛐换不到驴，给你钱吧！”于是，市场上走了一圈，驴子还在他手里，潘姓商人却多快好省地收了很多上等蛐蛐。

　　□本报记者 徐敏

　　源远流长的斗蟋蟀活动，并不仅是观察两只小虫争斗你输我赢那么简单，其中还蕴藏着汉民族深刻的文化内涵。又名“促织”的蟋蟀和农耕民族的时令、节气息息相关，是大自然释放的一种讯号。正因如此，蟋蟀文化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吸引着众多玩家孜孜不倦地探讨、研究。

　　“促织”之名蕴含着时令、节气信息

　　《蟋蟀古谱评注》一书共收录了19种古谱，并做了细致详实的解读、考证、梳理、评析，内容丰富且颇有新意，对各古谱中的错讹及不足之处一一指出，且对古谱中未经明言的前提和条件一一补足和还原，并对“蟋蟀定色命名”之流变，梳理、整合，分析古谱命名之歧路，进一步提出依据古谱定名原则而切实可行的分类方法。

　　自古以来，人们不仅玩蟋蟀，也研究蟋蟀。《蟋蟀古谱评注》作者白峰说，斗蟋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民俗活动和人文景观，世界上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追根溯源，都来源于各自由来已久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比如西班牙的斗牛来源于欧洲以此为生的游猎民族，而美国盛行的骑野马运动，则根植于当初欧洲移民面对广袤的西部荒原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中国人之所以对蟋蟀这种微末之虫瞩目良久，源于汉民族自古以来确立的农耕生活方式。

　　与游牧民族的逐水草而居不同，农耕民族安土重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秋收，四季轮转，因而对节气、时令极其敏感。蟋蟀最早被重视就是因为它具有典型的物候特征，所谓“鸣不失时，信也。”民间也有“蟋蟀鸣，懒妇惊”的谚语，所以蟋蟀也称“促织”。悉天地之盈虚，率阴阳以出入，反映的是天地的阴阳消长，是为“蟋蟀”。

　　《礼记》的“物候”篇专门提及蟋蟀，《诗经》中也有两个篇章涉及到蟋蟀，可知在先秦时期，蟋蟀就已经进入我们先民的耕作生活和情感世界了。汉魏诗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中，蟋蟀的鸣唱绵延不绝，而且被赋予了很多的文化内涵。蟋蟀不单与我们祖先的生存方式有关，同时也成为中国人的情感寄托。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一个《促织》的名篇，故事讲到，皇帝征调各地百姓上交蟋蟀，成名梦中受神仙指引捉得一只好蟋蟀，却被年少的儿子不慎拍死。成名儿子投井自尽，魂魄化为促织，被进献到宫中。因其勇猛善战，公鸡也不是对手，皇上大为欣悦，并且抚军、县宰、成名都因为这只蛐蛐获得了丰厚的奖赏。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曾出过一部《济公斗蟋蟀》的剪纸动画片，讲述了济公搞鬼，蟋蟀斗败大公鸡，张狂公子遭报应，赔了屋子又短命，大快人心的因果报应故事。可见蟋蟀好斗的性格早早被先民们发现，并且用以娱乐，以蟋蟀为主角的故事中融入了当时深刻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百姓生活的真实场景。

　　南新街上的虫家黑伯龙

　　历来文人、画家爱蟋蟀的人不在少数。

　　济南南新街就出过一名著名的虫家——画家黑伯龙。当年济南南关一带，画家黑伯龙是远近闻名的虫家。黑先生自幼酷好蟋蟀，终生不倦，晚年尤甚。这些小虫子的生命信息是与大自然息息相通的。就在南新街南头的那座小四合院中，黑先生侍弄花花草草，摆弄盆盆罐罐，伴着这些大小盆罐里蟋虫的鸣叫声，写他的字画他的画。当时传言，想要讨一幅黑伯龙的画并不难，抓一只好蟋蟀就能换得！据说，住在南新街上的男孩子们无人不知。

　　那时每至秋初，黑伯龙都要携一卷书画怀揣两只行缸，往来于诸虫友家中，四处寻访搜求好虫。因此，很多虫友家中都藏有黑先生的字画。有时人家不肯割爱，他虽留恋不舍，但也并不勉强。常说：“一饱眼福，心里也高兴。”秋末转冷，他便把近百只虫盆一只只小心翼翼地放到自己的大罗汉床上，四周偎上棉被，正中暖以汤壶，慢品细赏，乐如稚童。对那些成色不佳不能入选或斗败的虫，他也爱之以德，绝不弃与鸡啄，而是送到护城河畔的草丛中放生。

　　那时替人捉虫帮场以此为生的，玩虫界称之为“虫把式”。当年有一位终生潦倒的“虫把式”与黑先生交厚，每年都要把捉到的好虫送他，一向分文不取。先生过意不去，总要特意画两幅画送他，视为知音。后来，虫把式贫病交加，自感将不久于人世，是年，他仍支撑着为黑先生捉了几只好虫送去。临分手时，摇头叹息道：“黑先生，明年……恐再难见到您了！”黑先生黯然神伤，又暖言慰藉。冬至刚过，这位虫把式就过世了。出殡时，黑伯龙亲临凭吊，大放悲声。

　　画家齐白石有一幅著名的《蟋蟀图》，他在这幅图的题识里详细记载了自己观察蟋蟀的场景。齐白石观察诸多蟋蟀，发现它们各有秉性：有的骁勇善战却没机会上战场；有的张牙鼓翅，其实遇敌便逃；还有的只能发出响亮的叫声；还有的为了雌蟋蟀争斗，不过触须后便逃之夭夭。齐白石记述了蟋蟀的种种形态，并说“若尽述非丈二之纸不能毕”，可见对蟋蟀观察之细致。

　　值得一提的是，诸如黑伯龙这类虫家收蟋蟀不是为了斗，而是发自内心地喜欢这种小虫，遇上好虫更是舍不得让它们上斗场。画家痴迷蟋蟀，痴迷的是小虫身上捉摸不透的品性，和来自大自然的纯真的鸣叫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