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经由央视直播，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备受瞩目。此次三星堆考古发掘已出土500余件重要文物，其中在３号祭祀坑中发现的数十件造型奇特精美、保存相对完整的青铜器，尤为引人瞩目。

　　而在济南市博物馆，也珍藏着众多极具特色的青铜器，其中，商“亚醜”铜罍、商兽面纹斝、春秋齐叔姬盘、西周乍旅簋、西周膳夫吉父鬲、唐代金银平脱铜镜等均是山东文博界的青铜重器，和三星堆出土青铜器一样，彰显了“青铜时代”的辉煌。

　　废品仓库发现商代“亚醜”青铜亚罍

　　商代“亚醜”青铜亚罍是一种贮酒或盛水的壶形的青铜器。济南市博物馆珍藏的国家一级文物“亚醜”青铜罍，是1959年拣选于济南废品仓库的一件重器，属商代晚期。此器形体高大，表面润滑光亮，花纹繁缛细密，纹饰清晰，布局严谨有序，做工精良，保存完好。器身内外没有一般青铜器刚出土时的铜锈或泥土，而是通体乌黑幽亮，包浆灿然。其造型优美，在中原地区很少见，实为“亚醜”器群中之精品。

　　这件青铜亚罍通高42厘米，口径13.4厘米，重9000克。肩部有一对衔环的兽头环首，腹下方堆塑一兽头首鼻钮。器身通体以细雷纹作底，肩饰夔纹，上腹饰涡纹间四瓣目纹，下腹饰垂叶纹。盖内及口内均有“亚醜”两字的铭文。

　　值得一提的是，带有“亚醜”铭记的青铜器，自宋代以来已屡见于著录。其中出土地点明确者，多出土于山东益都(今青州市)苏埠屯遗址。1965-1966年，我省考古工作者曾在苏埠屯发掘了两座商代大型墓葬、两座中型墓，4座墓都有奴隶殉葬。墓葬虽早年被盗，但仍出土有大量精美的青铜器、玉器和金箔，其中两件巨型镂孔人面状的铜钺尤为引人注目。铜钺正背面口部的两侧各铸有铭文“亚醜”2字，系族徴。器身为透雕人面纹，眉、瞳、鼻突起，獠牙而咧口，面目狰狞，极具威严。钺作为古代的兵器或刑具，除了具有作战的实用性之外，还在甲骨文中体现着“王”者与权力的象征。

　　大辛庄遗址出土商兽面纹斝

　　斝始见于二里头文化，为盛酒器，流行于商代至西周早期。斝的三足多为中空，所以也可以用来温酒，有的出土器底部有被烟熏过的痕迹。斝在商代墓葬中常与爵、觚等酒器成组出土，并且出土的数量也代表着墓主人的身份，是当时贵族身份等级的标志之一。

　　济南市博物馆珍藏的商兽面纹斝，通高23.3厘米，口径17.5厘米，重2320克。口缘部对称竖二柱，柱头作覆钵状。腰部以下环饰窃曲纹和兽面纹图案。从其形制及纹饰的演变规律来看，应属殷墟文化早期。

　　此器1970年12月出土于济南市东郊的大辛庄遗址，同出的还有觚、盉、刀、戈等器。大辛庄遗址以其丰富的商代文化遗存而闻名。它发现于20世纪30年代，迄今已经过多次考古发掘。其中在2010年地发掘中，139号墓为最大的一座，共出土14件青铜器，器形包括鼎2件、盉2件、爵1件、斝1件、卣1件、罍1件、斗1件、矛2件、钁1件，另有大型石磐1件、玉器2件。其中一件铜鼎，直径为40厘米，通高60厘米，堪与郑州商城出土同期大鼎相媲美，应为当时的重器；一对铜盉，纹饰精美，器形独特，前所未见，表现了极高的铸造工艺水平；一件铜钺，形体硕大，器身厚重，为商代前期同类器中较大的一件，反映了墓主人较高的身份等级。139号墓出土的器物规格之高、组合之齐全，为商早期后段我国东部地区所仅见，在全国也属少见，充分说明大辛庄遗址是商王朝经略东方的统治中心，是商代前期后段和后期前段我国东方地区规格最高的一处遗址。吉林大学博士生导师林沄教授在看过这批出土文物之后曾表示，139号墓葬中出土的这件大鼎非常重要，“这个大鼎的出土，说明墓主人的地位也很高。这个大鼎是商代都城之外出土的一件很大、很重要的器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墓中出土的一件铜钺，这个铜钺的等级和地位很高，说明墓主人当时掌握着军队，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这个墓主人应该是当时商代东方战线的总司令”。

　　齐国铸造的春秋齐叔姬盘

　　盘为盥器，也就是洗手、洗脸时的盛水器。济南市博物馆珍藏的国家一级文物齐叔姬盘，通高14.5厘米，口径46厘米，重11.26公斤。盘腹饰吐舌的蟠螭纹，间以凸涡纹，足为垂鳞纹，耳饰重环纹。此盘保存完好，铸工精良，造型庄重，纹饰细致。盘内底刻铭文4行，共22字，为：“齐叔姬作孟庚宝盘，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受大福用。”其铭文字体布局规范，笔画流畅。铜盘铸造规整，纹饰精美。这件文物是1958年博物馆工作人员从济南废品仓库拣选而得。

　　珍贵的铭文讲述了当年发生在齐鲁大地的一段历史。齐国国君姜潘(齐昭公)去世后，儿子姜舍继位。公元前613年，齐桓公的第二个儿子、姜潘的弟弟姜商人，杀其侄姜舍，自坐宝座，是为懿公。这段史料在《左传》中有载：“子叔姬妃(配)齐昭公，生舍。叔姬无宠，舍无威。公子商人骤施于国，而多聚士，尽其家，贷于公有司以继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乙卯，夜，齐商人杀舍。”叔姬乃鲁国国君之女，嫁为齐昭公夫人。昭公是齐桓公之子，在位20年。因此，器铭之叔姬，即昭公夫人。此盘的制作年代当为昭公在位之时。

　　齐、鲁两国皆为大国，为了保护彼此的政治利益，亦通过婚姻关系来维护他们的地位和势力。齐叔姬盘作为齐、鲁两国互通婚姻这一历史史实的见证物，为其政治、经济、婚姻习俗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资料。这件由齐国铸造的铭文内容，与文献记载是一致的，足见叔姬盘的史料价值。

　　记录“食官之长”的西周膳夫吉父青铜鬲

　　青铜鬲是古代煮饭用的炊器。铜鬲流行于商代至春秋时期。济南市博物馆珍藏的一件西周晚期的膳夫吉父青铜鬲，于1963年购自济南市文物店。器高12厘米，口径16.8厘米，重1734克。三足相应的腹部有三扉棱，以三扉棱为中心饰变形兽面纹，底范三角形。口沿顺时针铭17字，为“善夫吉父乍(作)京姬尊鬲其子子孙孙永宝用”。

　　善夫，即膳夫，周代官名，为“食官之长”，《周礼·膳夫》云：“掌王之食饮膳羞，以养王及后、世子。”又曰：“以乐侑食，膳夫授祭品，尝食，王乃食。”可见膳夫职务之重要。

　　据此可知，膳夫，为王室近臣，其职位甚高。《诗·大雅》：“旱既大甚，散无友纪，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马师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无不能止，瞻印吴天，云如何里。”《小雅·十月之交》：“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子内史，蹶维趣马，维师氏。”司徒、内史、师氏等官职，均位列上卿，而膳夫与之并列。

　　稀有的四足西周乍旅簋

　　簋是古代用以盛放食物的器皿。根据文献和器物自铭可知，其用途类似现在的大碗，古人用它盛放煮熟的黍、稷、稻等饭食。因鼎专用以烹饪或盛肉食，而簋则专以盛放黍、稷食粮，所以簋、鼎多搭配使用，相得益彰。从考古发掘资料看，簋除了作盛食器外，也作温食器。商周时期，簋还是重要的礼器，尤其在西周时代，它和列鼎制度一样，在祭祀和宴飨时，以偶数组合与奇数的列鼎配合使用，标志着贵族的等级高低。济南市博物馆现珍藏的“乍旅簋”，从型制到铭文内容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

　　“乍旅簋”系西周中晚期器，2002年购自济南市文物商店。通高12.6，口径19.5，底径15.4厘米，重1764克。簋腹上两道凸弦纹。双耳带珥，四瘦长蹄形足。腹内底部铸铭文3字：“乍旅簋”。铭中“旅”，作挪用之器，“宝旅”或“旅”用于宗庙、祭祀，也用于行旅、征伐，或用于燕享，有的只在铭中仅称“旅”不缀器名，后渐被“行器”代替。此器使用时间长，应属山西镜内出土。专家认为：西周铜簋带四足者，极少见，此器较稀有。

　　山东省内唯一珍存的唐代金银平脱宝相花铜镜

　　商周之后，“青铜时代”落幕，但青铜依然是制作生活用品的重要原料，比如之作铜镜。唐代铜镜的最大特点是艺术样式或艺术手法的多样化，在形制和纹饰方面，它一改两汉时期图案纹样拘谨古朴、规矩配置的规范，形成了豪放、自由的独特风格。

　　金银平脱镜是应用金银平脱之法制作的特种工艺镜，它是利用金银片延展性良好的特点，将金银捶打成极薄的箔片，修剪成各种花鸟鱼虫的图形，錾出纹样，然后用大漆粘合在高边素面镜之背上，再于上边反复髹漆，然后细加研磨，直至金银片纹脱露于平面，是金银片与铜镜合璧的新工艺品。这类镜流行于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是盛唐时期铜镜制造工艺的创举。由于制作此类铜镜耗金费工，在当时便被视为一种绝等奇作，称之为淫巧之器，往往作为皇帝赏赐重臣亲信和赠送外来宾客的御赐品，反映了唐代极度奢华的一个方面。为此，唐肃宗至德二年、代宗大历七年曾先后两次下诏禁造平脱、宝钿饰物。此后，金银平脱镜的制作逐渐衰落减少，至宋时几乎绝迹。

　　金银平脱镜的制作耗费巨大的工力和财力，在当时即被视为绝等之作，是贵重的奢侈品，悠悠千年后能保存下来，使现代人一睹其风采者更是寥若星辰，弥足珍贵。济南市博物馆珍藏的1枚金银平脱宝相花铜镜，1971年1月出土于解放路济南市中心医院的一座唐墓中，直径19厘米，重1035克，六出葵花形，圆钮，钮周围饰金片六出重瓣形，每瓣为三重，其外为6个银片心状纹，中套金片宝相花纹。

　　此墓早年被盗，除金银平脱宝相花铜镜外，仅出土一盒墓志。据墓志知，这座墓的主人是唐右威卫左中侯项承晖，系“故赠使持节临淮诸军事临淮太守之次子”。他于“开元二十八年(740)二月八日卒于西京，天宝十年(751)十一月五日葬于济南郡东五里山之阴旧茔”。唐代禁卫军有十六卫，右威卫为其中之一，各卫均设有中侯，为执事兵官，正七品。虽然项承晖的官阶不高，但由于他是“贵妃之令弟，公主之季舅”，因而得以用金银平脱镜随葬。唐玄宗李隆基内宠颇多，尤以杨贵妃最为得宠，而项贵妃在新旧唐书中已失载。

　　此镜于1993年3月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组复审，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它既是山东省内唯一珍存的一面金银平脱镜，也是除陕西、河南两省外发现的有明确出土时间的唯一一面金银平脱镜。（济南时报 记者:钱欢青）